圖：畫家沈平筆下的大牌檔。

　　我居住在香港五十二年，如果要列舉我最有感情的事物，非大牌檔莫屬。我與大牌檔的“不了情”故事，也算香港故事的一首小小插曲吧。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我們幾乎赤手空拳，踏入香港之地。那時我租了九龍佐敦道一個不到十平方米的小房間，作為夫婦倆的棲身之所。因為“有孩免問”“不可煮炊”的嚴苛租約限制，我們不敢有自己的子女。那時，學歷不獲承認，為了先立足，我們倆豁出去，妻子先后做了電子裝配工、製衣廠裁剪等工作，我則先后當過印染、苦力、打蠟、清潔、書店推銷、書籍推廣撰寫等等。后來，我們和幾個朋友共同租下土瓜灣一個單位，一對小子女也在這段時間出世。隨著孩子的長大、物價的飛漲、開支的猛增，妻子在家照顧兒女，我成了一家支柱。微薄的月薪已經(jīng)入不敷出；打兩份工又不現(xiàn)實，那會變成打工機器，根本無法兼顧家庭；業(yè)余投稿“賣文”成了我唯一的選擇。

　　那時，我?guī)缀踬I遍港九的所有主要報紙，“研究”副刊的題材，以及有沒有供自由投稿的欄目，然后將文章撒漁網(wǎng)般投出去。白天朝九晚五上班，在這時段寫當然不行；在家寫，子女尚幼，無法專心。于是我想到了一個辦法，利用三段時間寫，即早晨提早一小時上班，跑到速食餐廳寫；中午利用休息、吃飯的一個小時，跑到附近小巷的大牌檔寫；下班時分，當人們在車站大排長龍等巴士回家時，我再次跑到速食餐廳寫。在上班下班兩個時段，只需買一杯咖啡或奶茶就行了，晚飯回家和家人一起吃。這里要特別提及的是中午，我好幾年都跑到大牌檔寫稿。那種大牌檔規(guī)模比較小，只供應簡餐，如奶茶、咖啡、魚蛋麵、三文治之類。當時中環(huán)的速食餐廳、酒樓和食肆有限，一些在寫字樓辦事的職員只好退而求其次，在這類露天大牌檔稍微填填肚腹，再應付下午的工作。

　　在時間和空間的夾縫里寫稿的日子維系了十幾年，那些在報紙發(fā)表的剪報挑選好的結(jié)集成書多種，以致別人誤會我是專業(yè)作家。八十年代中期我受邀到馬來西亞吉隆坡演講，將“三段論”的故事作為曾經(jīng)拚搏的例子講述，文友聽后覺得新鮮，頗受鼓舞，說罕見業(yè)余作者那樣拚。但這也是特殊時期的舉措，后來創(chuàng)業(yè)了，生活穩(wěn)定了，這樣在旮旯時間努力賺稿費的歲月也就不再。

　　我一直記住在中環(huán)小巷的大牌檔“爬格子”歲月，也很懷念。九十年代至千禧年，隨著地鐵的出現(xiàn)和城市的發(fā)展，我多次到中環(huán)，尋覓當年經(jīng)常光顧的寫稿的大牌檔，已然不復存在。嶄新的大廈林立，有的舊樓消失了，當年讓簡易大牌檔生存的小巷也不見蹤影，也許早就變成新建筑里的一條通道吧。我站在舊日的小巷口、而今變成摩天巨廈的大牌檔原址發(fā)呆，仿佛還看到那個擠在四五個白領(lǐng)圍坐著喝奶茶的桌上疾筆“爬格子”的我的幻影，一瞬間恍若心有所失。

　　當然，這類大牌檔只是賣些簡單的早餐和午餐，多數(shù)在非住宅區(qū)營生。嚴格意義的大牌檔卻是規(guī)模大多了。七十年代到處可見，佐敦、廟街、油麻地、紅磡、新界，甚至中上環(huán)都存在，成為香港一大特色。我們出版過一位作者寫的《大牌檔．當舖．涼茶舖》，當時我們還請教過她，到底是“大排檔”還是“大牌檔”？她的意見是兩者皆可，但寫成“大牌檔”比較有根據(jù)。當年營業(yè)者申請牌照，分大牌和小牌兩種，大牌經(jīng)營的食物品種可以多些，小牌少些。

　　大牌檔的存在，可以說是香港市民的一種集體回憶，它如今式微，頗為可惜。在我看來，像老街、老舖這類舊日的城市印記，若有方法讓其原汁原味保留，可以使旅游業(yè)增加更多新舊對比的魅力和人情味。簡陋的木桌椅，有蓋帳篷擺到露天空地、巨型電風扇立于一側(cè)，一兩個廚師站在爐灶邊熱火朝天地炒菜炒河粉，顛鍋時將食物拋在半空，熊熊大火中若隱若現(xiàn)，這樣的廚藝秀對食客來說還是蠻有看頭的。大牌檔的食客不分階層，地盤工、西裝白領(lǐng)等三三兩兩入座，一杯冰鎮(zhèn)咖啡一碟星洲炒米，交換投注馬場或買賣股經(jīng)的心得。

　　馬來西亞的大城小鎮(zhèn)很多“糕丕店”（咖啡店）保持著昔日的飲食特色；澳門也還有許多逾半世紀以前的“士多”（或稱雜貨店），香港的茶餐廳和冰室不少，但有的味道卻不如從前……我非常懷念香港大牌、小牌的大牌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