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米歇爾．西托（Michel Sittow）畫作《戴珍珠頭飾的男子》。\作者攝

　　在尼德蘭地區(qū)，若提及和珍珠有關(guān)的肖像畫作品，維米爾（Johannes Vermeer）《戴珍珠耳環(huán)的少女》應是絕大多數(shù)人脫口而出的選項。無獨有偶，在初訪馬德里皇宮美術(shù)館之時，我在館藏的長期陳列中竟偶遇一幅《戴珍珠頭飾的男子》（Portrait of a Man with the Pearl）。這幅典型的文藝復興時期尼德蘭肖像要比維米爾那幅被譽為“北方蒙娜麗莎”的代表作早約一百五十年，不變的卻都是那一滴水珠般的點睛之筆。

　　盡管身為歐洲小國愛沙尼亞史上最偉大的畫家，米歇爾．西托（Michel Sittow）遠非是一個西方美術(shù)史中家喻戶曉的名字。和“文藝復興盛期三杰”活躍于同時代的他從子承父業(yè)出道，在生父去世后前往布魯日深造，并可能拜當時最富盛名的漢斯．梅姆林為師習畫，進而形成了鮮明的莊嚴肅穆卻細致入微的早期尼德蘭畫風。在小尺幅的《戴珍珠頭飾的男子》中，上半身呈金字塔型的胸像構(gòu)圖、四分之三側(cè)臉的姿勢、精細到每根胡須的筆觸……此作顯然具備典型的文藝復興尼德蘭地區(qū)肖像特征。暗紅的純色背景、黑色的帽子和外套、白色的襯衣從棕色的皮草領(lǐng)和男子濃密的長鬚縫隙中露出，于帽子上的珍珠相呼應，成為畫作厚重基調(diào)的高光。他不茍言笑的表情和他眉間印堂處深深的懸針紋，更隱約透露出其嚴肅的個性。不過，令我駐足不前的細節(jié)無疑是畫中人的棕色須發(fā)，西托的處理非常具有質(zhì)感——他并非纖毫畢現(xiàn)地描摹每根胡須，而是用棕色塊打底再用細筆將胡須的末梢如挑染般勾出，讓這位“美髯公”的須發(fā)呈現(xiàn)出毛茸茸的蓬松感，甚至看起來有棉花糖般的彈性。北方文藝復興繪畫對人事物細節(jié)和質(zhì)感的偏執(zhí)，在這幅胸像中展現(xiàn)地淋漓盡致。

　　除了畫中男子精心打理的胡須，帽子上掛的珍珠配飾同樣是畫中的亮點。此細節(jié)也是不斷喚起我對維米爾《戴珍珠耳環(huán)的少女》的回憶。然而，雖都是頭戴珍珠的半身胸像，相差近一百五十年的兩幅作品卻有著意義上的區(qū)別──西托呈現(xiàn)的是當時標準的委約肖像，而維米爾筆下回眸的少女則算作“特羅尼”（荷蘭語Tronie的音譯，直譯為“表情”）。此類在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盛行聚焦面部特寫的作品并不被視為完整的肖像畫，而是作為各色人等的面部神態(tài)習作而存在。弗朗斯．哈爾斯便是“表情”類肖像的高手，盡管在當時咧嘴大笑被視為不禮貌的舉止，但他依舊留下了各個階層老幼婦孺樂開懷的作品。相比之下，西托的這幅人像雖然身份未知，但畫中一臉嚴肅、衣著得體的長鬚男子顯然是在其正襟危坐時而被記錄下來的，反觀維米爾的傳世經(jīng)典──明眸少女扭頭回望嘴唇微張略顯驚訝的瞬間，更像是畫家捕捉這一瞬間按下的快門鍵。

　　對比這兩幅文藝復興和巴洛克時期的尼德蘭地區(qū)肖像，能夠明顯看出經(jīng)過一個多世紀的技法與風格演變，兩者最大的區(qū)別在于畫中光的注入。北方文藝復興專注于面部細節(jié)的逼真，巴洛克則注重光影氛圍的營造。西托的這幅長鬚“珍珠男”肖像顯然采用的是平光，立體感主要通過面部和衣褶的陰影來塑造；但維米爾的“北方蒙娜麗莎”則巧妙運用了高光，以聚光燈般的特效讓少女在幾乎全黑的背景中跳脫出來，讓人物具有立體感且為畫面注入了戲劇性。正因如此，他們佩戴的珍珠所折射出的光芒也就高下立判了。

　　西托和維米爾在去世后都隨著藝術(shù)審美潮流的演變而迅速被人遺忘了，但二人在去世幾個世紀后于近代的“重生”軌跡卻頗為相似。從未離開過小城戴爾夫特的前者在十九世紀末被“再發(fā)現(xiàn)”而重回巔峰；后者則因多元化的背景（出自德國和芬蘭─瑞典混血家庭、先后在愛沙尼亞塔林長期生活）和國際化的藝術(shù)履歷（在尼德蘭地區(qū)成就其藝術(shù)風格，受僱于西班牙、丹麥、奧地利等歐洲大陸多個宮廷）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西畫史主流敘事中仍顯得格格不入，直至二十一世紀重視多元化的現(xiàn)代語境下才顯得獨樹一幟。從某種程度而言，兩人的“鳳凰涅槃”就像各自畫中的野生珍珠──大浪淘沙，被歷史沉淀過且貨真價實的珍寶不會永遠被埋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