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大公報》舊址位於天津市和平區(qū)和平路169號。

　　被譽為“文壇巨擘，報界宗師”的張季鸞先生，故去已經(jīng)整整八十年了。他不僅是大公報歷史上難以企及的巔峰，也是中國新聞史上一座豐碑。在三十年的職業(yè)報人生涯中，張季鸞始終秉持一顆愛國丹心，為國家為民族鼓呼吶喊，從不退縮；對敵寇對漢奸鞭撻討伐，誓不低頭。他展示了中國文人的崇高氣節(jié)與偉岸風骨，洵為無雙國士、無畏鬥士。這也奠定了大公報“文章報國”的報格與報魂，薪火相傳，激勵一代代報人不忘愛國初心，矢志砥礪前行。\馬浩亮

　　一百一十年前的一九一一年，受陜西同鄉(xiāng)于右任之邀，加入《民立報》，張季鸞正式開啟了職業(yè)報人生涯。一九二六年，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駕馬車”接手大公報，開啟了“新記”時期。

　　九十年前的一九三一年五月，新記《大公報》創(chuàng)刊一萬期。各界賀信祝詞紛至沓來。胡適在賀辭《后生可畏》中指出，《大公報》當?shù)闷?ldquo;中國最好的報紙”的榮譽。同年，“九一八”國殤變起，大公報開啟了最為艱苦卓絕而又波瀾壯闊的時期。

　　八十年前的一九四一年，抗戰(zhàn)正值艱苦的戰(zhàn)略相持階段。這一年五月，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榮譽獎章，是為中國報界前所未有之光榮。詎料同年九月，主持大公報筆政的張季鸞積勞成疾，溘然長逝，將生命獻給了新聞事業(yè)。

　　大公報能夠成為輿論重鎮(zhèn)，張季鸞居功厥偉。身體力行“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方針，秉持新聞救國、文章報國的理念，臧否時事，針砭時弊。“純以公民之地位發(fā)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對時局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激勵鬥志

　　張季鸞早年留學日本，目睹明治維新之后的巨大變革，對日本的國策軍情有著相當?shù)牧私?。因此，他對於時局的體察，往往有超越常人的敏銳。

　　“九一八”事變前，張季鸞陸續(xù)發(fā)表過多篇文章，提醒國人應有危機意識。譬如，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東北對外關係之前途》，針對日本的異動，呼籲當局“速為相機因應之籌劃，最好恢復邊防大員，多駐軍隊，隨時震懾，同時與朝鮮督府交際聯(lián)絡，避免隔膜，且可資為研究，庶不致臨渴掘井，手忙腳亂，東北幸甚，國家幸甚！”

　　也正是這種憂國憂民的責任心和敏銳洞察力，令大公報得以在“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第一時間獨家報道了這一消息。其后又迅速確立了“明恥教戰(zhàn)”的編輯方針：一是開闢“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梳理近代以來中國從日本所遭受的國恥；二是創(chuàng)辦《軍事周刊》，請著名軍事教育家蔣百里主編，向民眾普及軍事常識。

　　一九三八年四月六日，臺兒莊大捷，舉國振奮。八日，張季鸞發(fā)表《臺兒莊勝利以后》，繼續(xù)打氣鼓勁：“這一戰(zhàn)，證明日本暴力之不可恃，然其暴力還在。日本是步步向黑暗的深淵猛進而不肯回頭的，我全國軍民務須切實知彼知己，沉著奮鬥。”

　　抗戰(zhàn)期間，大公報記者出生入死，在血與火的第一線，發(fā)回了許多傳世名篇。陳紀瀅隻身勇闖偽滿洲國白山黑水，孟秋江輾轉(zhuǎn)長城腳下、青紗帳邊，呂德潤、黎秀石穿越滇緬叢林，朱啟平在硫磺島和沖繩的炮火中九死一生。張季鸞曾對“戰(zhàn)地記者”做過一番精闢闡述：“諸君在敵人炮火中，在戰(zhàn)士血跡上，認識了國家，認識了民族，也認識了自己，這種鍛煉，是有無上價值的。中國民族新生命之發(fā)揚，主要靠戰(zhàn)地記者血淚交融的幾枝筆。”

　　當時在大公報擔任主筆的李純青后來回憶道：“大公報在版面上沒有一字一句對抗日發(fā)生絲毫動搖。”

　　理性不盲

　　“不盲”是大公報“四不”方針的重要一環(huán)。“夫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愿自陷於盲”。張季鸞一直堅持：“業(yè)言論者，宜不媚強御，亦不阿群眾。”

　　張季鸞密切關注時局變化，進行冷靜理性的分析，前瞻事態(tài)發(fā)展，幫助國人正確認清形勢。“九一八”事變后，他在《國家真到危重關頭》中寫道：“蓋日閥行動，證明其志在滅中國，不止在併三省……中國至此，已非國恥問題，而真為存亡問題。”

　　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對戰(zhàn)事前途應有的認識》，開篇指出“這一戰(zhàn)，中國必勝，但附有條件：必須力用夠，苦吃夠，斷無便宜的勝。”并列舉了四點理由：“第一，日本此次已下大決心，斷無中途罷手之理。”“第二：大家不可過重視日本的內(nèi)部不安或經(jīng)濟脆弱的消息……其一部分民眾感情并不能牽制軍法行動，其經(jīng)濟基礎一時也不會動搖。”“第三：現(xiàn)在國際上的道德呼聲并不能使日本反省。就是局部的一時的經(jīng)濟制裁，也不能生效。”“第四，國際形勢確與我有利，但一切需要時間，特別看我們自己奮鬥的成績……即使有援助，也必須以我們自己堅決奮鬥為前提。”

　　短短百千字，便有理有據(jù)駁斥了投降、妥協(xié)、茍安、寄希望於國際等不同論調(diào)，鼓勵國人必須鬥爭到底。旗幟鮮明，鞭辟入裏，充滿信心但不盲目樂觀，正視困難而不畏葸懈怠。大公報老報人陳紀瀅曾說：“季鸞先生洞察時事，眼光之敏銳與遠大，就中日關係來說，先知先覺，是最權(quán)威之政論家。”

　　公允持正

　　張季鸞言論的出發(fā)點都是救國、愛國、報國，以國家大局為重，以民族大義為先，體現(xiàn)的是一種匡扶天下、憂國憂民的士子情結(jié)。

　　一九四一年五月，就在大公報榮獲密蘇里新聞獎章幾天之后，當月二十一日，重慶《大公報》刊登社評《為晉南戰(zhàn)事作一種呼籲》。起因是當時日寇進犯中條山，散播謠言，污衊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對岸觀火”，挑撥離間國共關係。一時間反共輿論甚囂塵上。大公報社評指出：“這些說法，固然大部出自敵人的捏造……我們熱誠希望第十八集團軍能給這些說法以有力的反證。”

　　此時正在重慶的周恩來，看到這篇社評后，連夜疾書一封長信，二十二日一大早就派人送到李子壩大公報館。信中說：“季鸞、蕓生兩先生：讀貴報今日社論──《為晉南戰(zhàn)事作一種呼籲》，愛國之情，溢於言表，矧在當事，能不感奮！惟貴報所引傳說，既泰半為敵人謠言……”接著說明晉南戰(zhàn)事真相，駁斥敵寇謠言。

　　接到周恩來的信，張季鸞非常重視。五月二十三日在《大公報》上全文刊登，并摘錄信中兩句話“敵所欲者我不為，敵所不欲者我為之”為題，醒目表達了中共的抗戰(zhàn)立場。他還扶病撰寫了社評《讀周恩來先生的信》，再度引用了這兩句話，并且寫道：“這些話，非常精闢。正是我們在北方辦報多年的政策標準，也正是十幾年來中國大業(yè)演進的推動力量。”

　　嫉惡如仇

　　張季鸞體質(zhì)瘦削，但卻一直都是言論界的勇士與鬥士，嫉惡如仇。對於醜惡奸邪，輒加撻伐，毫不留情。他在主持大公報編輯工作之初，就以膾炙人口的“三罵”而聲名鵲起。所罵者，皆是手握重權(quán)重兵的要員。

　　一罵吳佩孚剛愎自用。一九二六年，北伐戰(zhàn)爭，吳佩孚連遭慘敗，倉皇逃回鄭州。十二月四日，張季鸞撰寫社評《跌霸》：“吳氏之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氣力而無知識，今則并無之，但有氣耳。”

　　二罵汪精衛(wèi)權(quán)欲薰心。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張季鸞發(fā)表《嗚呼領袖欲之罪惡》一文，斥汪精衛(wèi)“可以國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財產(chǎn)，以殉其變化無常目標不定之領袖欲，則直罪惡而已”。

　　三罵蔣介石虛偽好名。一九二七年，寧漢合流，蔣介石下野，忙著籌辦與宋美齡的婚禮，并卻鼓吹結(jié)婚乃是為了革命工作進步。十二月二日，張季鸞發(fā)表《蔣介石之人生觀》，批評其不過是以“淺陋無識之言以眩社會”，革命志士“雖犧牲其最寶愛之生命而不辭”，而蔣“一己之戀愛如何，與革命有何關連哉？”

　　而對於背叛民族、賣國求榮的漢奸敗類，張季鸞更是不吝筆墨。一九四○年初，汪精衛(wèi)與日本暗中簽訂賣國條約《日支新關係調(diào)整要綱》。其親信高宗武、陶希圣兩人在緊要關頭幡然悔悟，秘密離滬赴港，將密約經(jīng)由杜月笙交給張季鸞。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報》獨家刊登“汪兆銘賣國條件全文”，并痛斥：“集日閥多年夢想之大成！極中外歷史賣國之罪惡！”同日，重慶《大公報》亦刊發(fā)相關消息。此后連續(xù)數(shù)日，兩地《大公報》相繼刊發(fā)多篇社評《敵汪陰謀的大暴露》《揭露亡國的和平條件》，一針見血地指出：“全國同胞應該徹底明瞭了：敵人的野心陰謀是如此的深刻狠毒。……汪精衛(wèi)所謂的‘和平救國’，就是整個的亡國。”

　　這是正義與無恥的較量，是振臂高呼與怯懦屈膝的鬥爭。正如張季鸞於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報人宣誓》一文中所言：“我們誓本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旨，為國效忠，為族行孝，在暴敵憑凌之際，絕對效忠於抗戰(zhàn)。我們對國家的敵人必誅伐，對民族的敗類必摘擊，伐敵謀，揭奸計，是我們不敢后人的任務。”

　　他，將文人的正氣歌、報人的丹心譜，永遠留存在汗青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