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宣布《香港國安法》立法動議以來，美國政府高官、國會議員及學者對中國多有無端指責，甚至揚言對中國實行系列報復措施，一些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也跟著起哄。

　　奧巴馬時期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的麥艾文最近表示，北京制定《香港國安法》的舉動將撕下“一國兩制”的最后偽裝，加劇美中關係的危機；“2020年越來越像1948年美蘇圍繞柏林爆發(fā)的首次冷戰(zhàn)危機一樣”。

　　“一國兩制”是中國的發(fā)明，體現了中國人民的偉大智慧，“偽裝”之說是對中央對港政策的嚴重誤讀。自去年香港修例風波以來，一部分反中亂港勢力在美國的支持下，企圖在香港搞完全自治，追求實質性的“兩國兩制”。香港反對派和激進本土分離勢力背后無不存在美國政客和機構的影子。

　　從各國實踐來看，筑牢國家安全籬笆是國際社會通行的做法，維護國家安全與實行何種政治制度并無關聯，即使是資本主義國家，為維護國家安全而制定的法律和措施一點也不少於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和機制更是多如牛毛，遠遠走在世界的前列，甚至是許多國家效仿的對象。一些反中勢力宣揚所謂“香港國安法”是“一國兩制”的終結及一國一制的開始，其實質就是通過販賣恐懼，激起香港市民的恐慌，為香港國安法的落地製造民意障礙。

　　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不等於香港的國家安全永遠不設防，讓一切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如入無人之境，進而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一大短板。正像內地一家主流媒體所言，“誰最看不得別人加裝防盜門？肯定是盜賊本尊”。美國在香港有著廣泛的利益，包括從事基本法第23條禁止的活動所帶來的巨大利益。否則一個只有750萬人口的中等城市，美國駐港總領館為什麼卻配備上千名僱員?！　?/p>

　　至於麥艾文將柏林與香港進行類比，則犯了一個概念性錯誤。當年柏林被切割并分屬於東德與西德，是二戰(zhàn)的產物。東德與西德均為聯合國成員國，而香港則完全不同，它是英國侵略的產物。1997年之后香港回歸中國的懷抱，成為擁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qū)，而不是西方理解的“完全自治區(qū)”。西方國家總是拿“自治”說事，有意模糊高度自治與完全自治的界線，對國際社會產生了嚴重誤導。

　　近幾年來，香港問題之所以惡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以美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加大了對香港的干預。香港問題本質上是中美關係的一部分，如果說過去美國對華政策更多的是接觸加遏制的話，那麼當下的美中關係更多表現為競爭與對抗。香港處於中美戰(zhàn)略博弈的最前沿，隨著美對香港政策定位的重大改變，中美雙方在香港的對抗加劇也是必然的邏輯。

　　美國務院發(fā)言人要求中國承諾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香港人民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這些是保護香港在國際事務中特殊地位的關鍵，也符合美國法律及美當前給予香港的待遇”。美國視而不見的是，香港不是自由與人權的問題，而是自由沒有了邊界，人權得不到基本尊重，對內地的歧視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

　　香港在國家安全上不設防，恐怕在世界上絕無僅有。如果不將這塊木桶中的短板盡快補上，將會進一步被美國發(fā)展成用來與中國對抗的基地。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人大啟動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工作，是中美戰(zhàn)略意志的新一輪較量，“為美國結束干預香港事務敲響喪鐘”。

　　《洛杉磯時報》5月21日發(fā)表評論文章稱，中國在香港問題上向美國發(fā)出了不會讓步的明確信息，儘管來自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反對聲音越來越多，但中國政府不會屈從於國際輿論的壓力。一些國際媒體認為，香港國安法的啟動予香港分裂主義分子以沉重打擊。“在當前中美關係緊張之際，推出香港國安法是向‘港獨’分子發(fā)出了明確信號，在維護國家安全和核心利益問題上，中國沒有任何妥協的空間”。《華盛頓郵報》哀嘆，西方國家在香港問題的態(tài)度并不一致，美國組建反華統一戰(zhàn)線的努力很難實現。與美國的高調相比，歐洲國家對香港問題的反應相對冷淡，不僅因為疫情分散了他們的注意力和精力，更重要的是，美國可以伸長手臂通過了幾個涉港法案，難道中國在自己的領土上行使憲制責任有什麼不妥嗎？

　　可以預見，在美國的鼓動之下，香港街頭最近不可避免會掀起幾朵浪花，但從更長更高更遠的時空看，這些浪花終將淹沒在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潮之中。無可奈何花落去，病樹前頭萬木春。正像中美關係不能被少數人綁架一樣，香港750萬人的前途也不應被少數“攬炒派”所左右。套用英國戰(zhàn)時首相邱吉爾的一句名言：“這不是結束，這甚至不是結束的開始。但這可能是開始的結束”。香港的“一國兩制”不會因國安法而結束，更不可能是“一國兩制”結束的開始，但卻是“兩國兩制”圖謀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