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八十五周年。這場史無前例的兩萬五千里跋涉，充滿了史詩般的悲壯、豪情與奇跡，挽救了中國革命，改寫了中國歷史。如果要尋找一個長征史與新聞史的交集的話，那么，《大公報》無疑是最耀眼的焦點。

　　《大公報》與長征的淵源，最為人稱道的有兩件事，這也令《大公報》成為對長征影響最大的報紙。第一件就是“長江報道長征”。第二件就是著名的“一張報紙定乾坤”。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三、十四日，《大公報》分兩天刊登了《岷山南北剿匪軍事之現(xiàn)勢》一文。這是當時國內第一篇客觀詳述紅軍長征行蹤與影響的新聞報道。作者范長江，因此被譽為“報道紅軍長征第一人”。

　　實際上，當年五月，紅軍渡過金沙江，進入四川大涼山彝族地區(qū)，朱德以總司令名義發(fā)布了陸定一起草的《中國工農紅軍布告》，才首次使用了“長征”一詞。而僅幾個月后，大量關于長征的一手信息就源源不斷地出現(xiàn)在大公報上。

　　新聞遠征 挖掘第一手素材

　　一九三五年七月，《大公報》特約通訊員范長江開展了一次長達三千多公里、歷時十個月的新聞采訪，向世人介紹廣袤蒼涼的中國西部。這次“新聞遠征”，與紅軍長征，在路線上有著很多重疊。范長江有意識地追尋紅軍腳步，挖掘背后故事，并運用深厚的專業(yè)學養(yǎng)，作了很多前瞻性的預判分析，令紅軍指戰(zhàn)員們十分佩服。

　　比如《岷山南北剿匪軍事之現(xiàn)勢》分析，紅軍長征“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肅。即以甘肅西南境之夏河、臨潭、岷縣、西固為目標，進入洮河與大夏河流域。然后或轉隴南以出隴東，會合徐海東，更北接通陜北劉志丹，進入寧夏及隴西甘涼肅一帶。”

　　周恩來后來在會見范長江時稱贊：“我們驚異你對我們行動的研究和分析。”開國上將張愛萍曾說：“長江同志的分析與預測，展現(xiàn)出一個軍事家的謀略和智能，不禁令我對他的才華和卓識十分欽佩。”

　　另一篇文章《從瑞金到陜邊：一個流浪青年的自述》，通過一名來自江西興國的紅軍戰(zhàn)士之口，首次全景勾勒了紅軍長征的全過程，包括爬雪山、過草地的可怕場景，既有宏大視野，又有細膩筆觸。對于當時讀者而言，這是相當新奇而震撼的第一手素材，堪稱是超級“爆款”。若沒有范長江在新聞最前線的辛苦挖掘，是不可能出現(xiàn)在大眾傳媒上的。

　　范長江的文章，第一次公開正式稱中共軍隊為“紅軍”，甚至經常采用“中央紅軍”等名詞。而在那時的環(huán)境下，“中央”幾乎是特指南京政府和蔣介石。范長江曾自述：“公開稱紅軍，對剿匪加引號，而且用文字公開透露出紅軍是北上抗日，并不是流寇，我是第一人。”他的文章，一反國民黨喉舌宣揚的紅軍接連潰敗、損失殆盡等腔調，贊揚了紅軍的堅韌勇敢與不屈不撓，揭穿了謊言，還原了真相。

　　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出版總署第一任署長胡愈之曾評價：“長江是在國內報紙上公開如實報道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第一人。由這些報道匯編而成的《中國的西北角》，和后來斯諾的《西行漫記》一樣，是一部震撼全國的杰作。”

　　第二件事，便是著名的“一張報紙定乾坤”。在現(xiàn)在甘肅宕昌縣哈達鋪鎮(zhèn)（舊屬岷縣），懸掛著“大公報發(fā)現(xiàn)地郵政代辦所舊址”的紅色匾額。哈達鋪紀念館里，有毛澤東等人共同手持大公報閱讀的雕像。甘肅慶陽南梁革命歷史紀念館的草坪廣場上，則聳立著一張大公報造型的大型雕塑。這些，都是對大公報歷史作用的高度肯定，是對那段艱辛歲月的永遠銘記。

　　絕處逢生 紅軍揮師赴陜北

　　一九三五年九月，紅軍長征到達哈達鋪。這支疲倦不堪的軍隊，面臨著何去何從的抉擇。在當?shù)剜]政所發(fā)現(xiàn)的一批報紙，意外地扭轉了歷史。

　　不同人的筆下，對這批報紙的記載不盡相同。但綜合來看，應該是包括《大公報》《西京日報》《晉陽日報》等在內的一批報紙。除了作為全國性大報的《大公報》，其余多為西北的地方性報紙。而《大公報》的權威性和影響力，是其他報紙所不可比擬的。

　　一九九六年，長征勝利六十周年之際，全國政協(xié)原副主席馬文瑞等四位陜西籍革命家在《人民日報》聯(lián)名撰文，明確提及：“毛主席在甘肅哈達鋪繳獲敵人的天津《大公報》上得知：‘全陜北二十三縣幾無一縣不赤化’……引起了毛主席的極大重視。”

　　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回憶：“紅軍長征到達甘肅的哈達鋪，在當?shù)剜]局得到不少報紙，主要是七八月間的天津《大公報》。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人翻閱這些報紙，得知陜北有蘇區(qū)根據(jù)地、省紅軍、省游擊隊的消息。”

　　劉英的回憶很具有說服力。因為，當時張聞天“在黨內負總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九月二十二日，張聞天在《前進報》上發(fā)表了一篇讀報筆記，對《大公報》上披露的陜北有關情況作了分析，并主張到陜北建立新蘇區(qū)。二十八日，政治局會議正式決定將陜北作為落腳點。

　　這些都充分說明了《大公報》“一張報紙定乾坤”的關鍵作用。對于《大公報》與長征的關系，有人說范長江報道長征是碰巧，有人說哈達鋪扭轉進程是偶然。然而，看似偶然的背后，卻有很多深層次的必然因素。

　　“三巨頭”高瞻遠矚 洞察西北

　　當年的大公報“三巨頭”都生長于西部，胡政之、吳鼎昌皆生于四川，張季鸞更是陜北人。他們對西部內陸的巨大戰(zhàn)略價值，有深刻的認知。胡政之大力支持同鄉(xiāng)后學范長江開展西北行，源自于此。其實，范長江是首先將西北考察計劃交給了《世界報》社長成舍我，但成舍我認為沒有價值而將計劃書退回。范長江又投書《大公報》，得到胡政之激賞，馬上拍板同意，并且聘范為特約通訊員，發(fā)給記者證，預支稿費，介紹社會關系，給予最大程度的支持。

　　張季鸞更是多次以如椽巨筆，為開發(fā)西部鼓與呼。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后，在《行矣第一機》《應盡先注意西北建設》《今后之西北鐵路問題》等多篇社評中，張季鸞分析日本侵華可能的后果，屢屢直陳：“愿大聲疾呼，請全國國民從此注意西北之經營”，“先使西北農村復興，交通便利，則國家經營后方之第一步達矣”，“事茍至此，中國屈無可屈，和無可和，只有陷于長期的頑強斗爭，而積極經營西北，則長期斗爭必要之條件也。”后來的抗戰(zhàn)歷程已經表明，正是依靠西部腹地，才使中國免于亡國滅種。

　　作為報界扛鼎者，《大公報》長期不吝筆墨采寫、刊載陜北新聞，其大邏輯就在于此。換句話說，假如當時的《大公報》高層不重視西北的新聞，則縱然紅軍在哈達鋪發(fā)現(xiàn)《大公報》，其對于長征的貢獻難免會打折扣。再假設，如果《大公報》不重視西北，則范長江很可能重蹈《世界報》碰釘子的覆轍。

　　還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問題，那就是紅軍之所以能在哈達鋪發(fā)現(xiàn)《大公報》，還得益于《大公報》大力開拓的發(fā)行網絡。哈達鋪是西北深山險壑中一偏遠小鎮(zhèn)，而遠在天津出版的《大公報》能夠發(fā)行至此，真切顯示了這份全國大報的經營得法。正如范長江后來回憶西北行所言：“《大公報》那時在全國聲望很高”“還有《大公報》在全國的分支機構可以依靠”，所以盡管面臨困難，“但我活動的局面已開始打開了”。

　　綜上所言，《大公報》的戰(zhàn)略眼光、社會責任、專業(yè)素養(yǎng)，尊重、愛惜和培養(yǎng)人才，努力營造的網絡渠道等種種因素，為《大公報》在風云際會之中，與長征形成了不解之緣，提供了堅實牢固的支撐。這正是種種偶然背后的必然。

　　或者說，之所以能夠“一張報紙定乾坤”，根本在于這張報紙自身“內有乾坤”。